日出东方

一：今天来自昨天      

1．不温故则不知新      

毛泽东已经逝世了。冷战已经结束了。一切似乎都那么遥远了。现在还提毛泽东时代干吗？      

因为今天来自昨天。中国今天的一切都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就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错，就要出大乱子。      

比如：   

 ——改革开放谁的功劳最大？毛泽东。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就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开门楫盗”或“开城投降”的问题——列宁格勒被德军团团围困时能“开放”吗？你一“开放“，德军马上冲进来按希特勒的命令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只要战争没结束，你“开放”个试试？同样，当美国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公开宣布要颠覆这个国家时，你能“开放”吗？就算你“开放”，人家还“封锁禁运”呢。——记得1962年《人民日报》登了条新闻：美国禁止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酱油对虾过境。《人民日报》为此还配了首打油诗：“酱油对虾过境，美国政府不准。奇闻轰动加拿大，讽刺外加责问。若问对虾罪状，实在清楚得很：头脑一煮便赤化，可见思想不稳。至于酱油其人，更是红得发紫。出场便能闹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铁幕高悬白宫，将军草木皆兵。如此封锁禁运，世界史上笑柄。”——封锁禁运得如此严厉，还想“开放”？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十多载，使美国认识到对中国封锁禁运只能事与愿违，如果不是毛泽东用阳谋、出奇计逼美国有求于毛泽东而不得不解除禁运，如果不是毛泽东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冷战、赢得了和平的大环境，困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动弹不得的中国怎么“开放”？“开放”个屁！      

历史的回声中，只有克劳塞维茨的声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毛泽东的“准战争时代”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环境。这个和平环境批准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今天的一切积极成就实际都不过是毛泽东挣来的“和平红利”，是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果实”。不承认这个，就叫“贪天之功为己有”。就叫“杀良冒功”。      

——“制止台独”，得谢谢毛泽东用阳谋破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迫使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同意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与台湾断交，那么今天的台湾会是个什么状况？陈水扁会如何？还会不会有中国的“反分裂法”？      

——“招商引资”，得谢谢毛泽东前后花十三年之久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果中国还是遍地土匪横行，谁肯来投资？      

——“出口创汇”、“国际接轨”、“全球化”，得谢谢毛泽东的普及教育：中国如果还象1949年以前那样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国际标准迅速地、大规模地、保质保量地生产出口产品吗？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得谢谢毛泽东的非洲政策：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今天中国人能说“五星红旗就是我的保镖”吗？——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从来高瞻远瞩，没有走过废棋，更没有走过臭棋。      

 ……      

2．驳谬论种种      

——“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      

毛泽东时代是“准战争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战争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卑鄙。没有毛泽东的战争胜利，那有今天的一切？何况今天中国许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泽东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强到哪里去。     

 ——“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毛泽东时代买什么都凭票。如今什么都不凭票了。”      

第一，战争年代凭票供应再正常不过。      

第二，正因为有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才会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这是毛泽东时代“凭票供应”换来的“胜利果实”。      

举例：中国目前每年粮食总产量约4．69亿吨，总消费4．9亿吨，缺口2100万吨靠进口。如果中国仍处于被封锁禁运的状态，那这2100万吨就进口不成。那现在也照样得“凭票供应”。今天的“不凭票”是因为能进口。能进口是因为毛泽东的阳谋胜利迫使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毛泽东的阳谋能取胜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跟随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默默承受了“凭票供应”之类的苦难。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的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谁也休想用封锁禁运来左右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国人根本用不着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中国想发展什么武器，想搞什么工程，想上什么项目，想惩罚哪些内奸，不管哪个国家都无可奈何，最后的结论是封锁禁运得不偿失。结论：不能再对中国搞全面的封锁禁运。——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了今天的“不凭票供应”，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后人享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么资格用“凭票供应”之类来嘲笑他们当年的奉献呢？      

毛泽东时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规模外援。那时虽凭票供应，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份。现在呢？靠外债，靠内债，靠投资，靠卖资源，靠卖环境，靠卖苦力，靠卖血汗……用这一切跟毛泽东时代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计划平衡相比，谁有资格嘲笑谁？      

第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发生战乱，一旦被封锁，一旦国外供货短缺，马上就会供不应求，马上就会“凭票供应”。那时还有资格以汽车之类奢侈品为例来炫耀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强吗？      

（这种假设可不是杞人忧天。如果中国内部矛盾危机激化而又无法解决，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战争来转移视线了。台湾的陈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来，以便解脱困境。“你有情我有意”，说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举收复台湾，一切内部矛盾都能得到缓解：没说的，统一了国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办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问题，那就得点有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了。——总不能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国家统一大计吧？那时还能嘲笑“毛泽东时代一切凭票”吗？）      

用“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之类指责毛泽东，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 “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没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这是什么逻辑？又好比修青藏铁路，前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切都就绪了，偏偏只剩下最后几公里铺轨的时候去世了。最后的铺轨、剪彩、通车等荣誉全由别人完成。你能说这条铁路跟前人没关系，全是最后剪彩的人的功劳吗？      

——“毛泽东时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了”。“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      

这是无耻的诈骗。      

“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      

“富裕”含有“收入能够满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需要相比满足程度如何，与奢侈和攀比无关，是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度量。一个人是否算“富裕”与其他人是否算“富裕”无关，因此能够做到整个社会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会”或“富裕社会”。      

“富人”不仅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奢侈和攀比：不穷奢极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让别人望尘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标准是个无底洞，永无止境。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一个社会能当上“富人”的永远只能是极少数。说“穷人都能变成富人”是弥天大谎。      

靠工资吃饭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的特殊“老总”不算）——要让打工族凭工资收入变成“富人”、达到奢侈和别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这工资该给多少？怎么核算？如果对人人都这么发工资，恐怕早破产了。——可见“富人”决不能单靠工资吃饭。单靠工资吃饭的决当不了“富人”。      

“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富人”都是自己给人开工资（包括给自己开工资），而不是由人给自己开工资。所以“富人”手下无“富人”：让你们都达到“奢侈”，钱给光了恐怕都不够。那我呢？也就是说，“富人”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个富人必然对应着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决当不了“富人”。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带后富”没门。      

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５００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对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这一论断，“主流经济学家”们决不肯引用，更不会放进“大国崛起”。他们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赞扬那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他们是专门用这“看不见的手”“捞世界”的“三只手”。——所谓“学术道德”、“学者的良知”不过如此。      

公有制都是靠工资吃饭。既然靠工资吃饭可以实现“富裕”，那就是说，靠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便能够做到人人“富裕”。这就是说，“富裕”之“富”与公有制不矛盾。也就是说，以公有制为主、“节制资本”可以做到整个社会人人“富裕”。这种“富裕”之“富”是没有穷人、没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会”（或曰“小康”）。      

既然靠工资吃饭当不成“富人”，那么要走“富人”之“富”就只能靠私有制，而且是大规模、无限制的私有制——规模小了不行，受到制约了不行，个体户、小业主、小老板那样小打小闹的顶多达到“富裕”，当不成“富人”。只有达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穷奢极欲”的水平才有资格当“富人”。“富人”之“富”只能允许少数人当“富人”——“富人”与“穷人”是对立统一：没“穷人”何谓“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穷人”。每造就一个“富人”就必然剥夺一群穷人“富裕”的机会。假如现在农民收入一万元就算富裕，那么每多一个亿万富翁就意味着剥夺了一万个农民富裕的机会。也就是说，“富人”之“富”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阶级分化、社会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观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这一切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语都掩饰不了的。   

“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一个容得公有制，一个容不得公有制，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富裕”之“富”。中国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实现“全民富裕”是“缘木求鱼”。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是弥天大谎，是极其阴险卑鄙的理论诈骗。      

茅于轼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富人，这个国家就没有富人了，就变成穷人国了！”、“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真正同情穷人是使天下无穷人，即：认同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只要认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认同制造穷人。茅于轼故意把人们引导到该如何对待“富人”与该如何对待“穷人”这一话题上。只要争论起该如何对待“富人”和“穷人”，那就已经中招了：因为这个话题的逻辑前提是认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觉把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这条规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能既有“富人”又能大体上实现“富裕社会”呢？      

因为一直有象中国这样的SB在“舍己为人”地给“补贴”——乖乖迎合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去“全球化”、“国际接轨”：中国每创造100元财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够人家补贴出个“富裕社会”了）。中国剩下的这一元，九毛九归“富人”，留给“打工族”一分钱养家糊口。口口声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专打这最后的一分钱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几厘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告诉“打工族”：只有把你们的“一分钱掰两半”，“贡献”给“富人”一半，你们将来才能当上“富人”，这叫“先富带后富”。      

为什么人家能从中国拿走那99元？因为这是人家的“规矩”——比方说，你造裤子质量再好也只能卖10元。同样的东西人家贴上自己的商标牌号就能卖200元。人家什么也不花费，就凭这牌号赚死你。因为这是人家说了算的“全球化”，只认人家的牌子。挣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甚至不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辛辛苦苦挣了点钱，然后呢？还得听人家的：买美国国债？存美国银行？买美国股票？人民币升值？房地产投机？一大堆规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没钱头疼，攒了点钱照样头疼。虽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却左右为难，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动不动就赔上千亿——挣钱、花钱、存钱、玩钱的规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动权全在人家手里，不管你怎么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着规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没票子还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时候你吃亏，他欠你的时候还是你吃亏。他可以打白条、印票子、金融风暴、贬值赖帐随心所欲，哪种情况都吃不着亏，而你哪种情况都占不着便宜——明白西方国家是怎么实现又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的了吧？中国有人给这种“全球化”的“补贴”吗？就凭那可怜的半文钱，能实现“富裕社会”吗？      

让一个社会“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坐做得到。让一个社会人人“富人”则行不通也做不到：逻辑混乱不说，社会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国家有“全球化”的“补贴”，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中国在“全球化”中只有“补贴”别人的份，没人来“补贴”中国，所以中国没办法实现既有“富人”之“富”又有“富裕社会”。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只有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裕”之“富”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会分化、矛盾对抗。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则必然摧毁公有制，必然实现无制约的私有制，必然造就大批穷人，必然造就贫富对立，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分裂社会，必然引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必然形成对抗性矛盾。      

只要不是贪官，从理论上讲不管官多大也只能靠工资吃饭。一个社会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只靠“死工资”吃饭的就会被视为“次等”，当官的也不例外。作为离不开“威信”二字的官员，手里有权而又低人一头，这能让人心理平衡吗？在这种大环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无动于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会的主流，你能指望他们当真尊重只靠工资吃饭的人吗？不管是部长省长还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里都不过是挣工资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类。“富人”尽管为了需要可以花高价向官员行贿购买权力，但心里明白：这跟花钱买娼妓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在一个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里，单纯靠工资吃饭的官员是被瞧不起的：社会主流——“富人”从心里瞧不起他们，只是利用他们。他们要保持心理平衡就只有三种选择：1．坚持操守，无动于衷。2．也当“富人”——既当官又当“富人”。既然只靠工资吃饭就当不成“富人”，那就只有利用权力贪赃枉法。3．我当不成“富人”也不会给你好气受，有机会就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你点颜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么“制约权力”，你也没办法制约这“心病”。——“心病还须心药医”。这种“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就不存在：大家志同道合，地位相当，平等相处，没什么想不开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想让权力机构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与其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杜绝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富人”，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夺找根据。一个说：“以私有化为纲”。一个说：“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一个说，要学会“科学”地压榨，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锤子买卖，而要“细水长流”、“可持续剥削”、世世代代不断线。“三结合”到一起，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绝对排斥毛泽东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论体系”。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于“准战争年代”，在没有取得“隐形世界大战”的胜利、冲破冷战的包围、为中国创造出和平环境之前，无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对而言确实较苦。但那是战争年代的那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须的苦，是战争的代价，也是战争胜利的需要——如果战争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富人”，那才岂有此理呢——但毛泽东时代坚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只要在冷战结束和平来临后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没有“富人”，但也没有穷人，更不是“穷人国”。——茅于轼说“打倒了富人就只剩下穷人”，这是玩弄文字概念游戏故意骗人。只有“富人”之“富”才会有穷富对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穷”。“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穷”。      

——“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分两部分：已经经历了的和尚未来得及经历的。前一部分是“准战争年代”，后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必要准备。所谓“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指已经发生了的那部分，即“准战争年代”。平白无故让和平年代的人过战争年代的生活，当然谁也不会愿意。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被迫处于战争状态，那就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愿意也是那样，不愿意也是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是愿意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人人平等、齐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还是愿意象国民党时代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污横行、物价飞涨、多数人饥寒交迫、流血拼命而少数人作威作福大发战争财、国难财、人命财？让你吃苦流血拼命以便让别人躲在一边享福敛财，你愿意不愿意？那时还会说“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之类的讽刺话吗？      

既然口口声声“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那就是说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过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说，不愿意中国处于战争年代或准战争年代了。但坚持“富人”之“富”已经使中国社会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正走向全面对抗。各种利益集团无视国家利益，肆无忌惮内外勾结祸国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诸侯自行其是，对中央阳奉阴违。“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如果一意孤行，沿这这条路一直走到黑，那社会撕裂、国家分裂、爆发内战是免不了的。那时就只能靠毛泽东的一套来收拾残局了。这不反而实现了“回到毛泽东时代”了？主观上拼命想避免的东西客观效果上却是在为其变成现实而创造条件——这就叫“适得其反”，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只有按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认同“富裕”之“富”而不认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国社会的崩溃，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是“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前进走向毛泽东时代”——走向当年的“毛泽东时代”尚未来得及实现的那部分：“共同富裕”。    

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 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 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 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 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2．“饿死三千万”      

“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网友“数学”的文章“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和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后。（附录一．附录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      

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 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      

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即便书记处是“一线”，具体部属了一切，那也是毛泽东的责任。      

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把责任兜到了自己头上。但毛泽东的责任是一时的“纠正不力”而不是“罪责”。